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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资治通鉴》论用人
来源:学习时报   时间:2021-05-13 08:57:57  浏览 人次

   《资治通鉴》是北宋著名史学家、政治家司马光及其助手刘恕、刘攽、范祖禹历时十九年编写而成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,是继《史记》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史学巨著,因此有“两巨著春兰秋菊,雄视千古;两司马双峰并峙,流誉天下”的美誉。《资治通鉴》书名取自“鉴于往事,有资于治道”,是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璀璨结晶。其中,《资治通鉴》对于如何选人用人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述,蕴含着丰富的用人智慧。

  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

  《资治通鉴·魏纪》有言:“为治之要,莫先于用人。而知人之道,圣贤之所难也。”在司马光看来,治国理政首要的任务便是选人用人,这甚至成为事业能否成功的关键。《资治通鉴·汉纪》中记载了刘邦夺取天下后与群臣之间的对话,刘邦问:“吾所以有天下者何?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?”群臣各抒己见,然而刘邦却回答:“夫运筹帷幄之中,决胜千里之外,吾不如子房。镇国家,抚百姓,给馈饷,不绝粮道,吾不如萧何。连百万之君,战必胜,攻必取,吾不如韩信。此三者,皆人杰也,吾能用之,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。”同时指出项羽失败的原因则是“才高者见疑,功大者被绌,有一范增而不能用”。由此可见,颇具领导智慧的刘邦之所以取得天下,就是因为他知道谁是人才以及如何运用人才,懂得知人善任,具有强烈的人才意识。

 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

  《资治通鉴》开宗明义第一篇是三家分晋,司马光又进一步追溯到引发韩赵魏三家分晋的更早的一个事件——智伯之亡。当时掌控晋国大权的有四大家族,除了韩、赵、魏,还有智氏一族,而尤以智氏家族的权势最为显赫。族长智宣子决意立智瑶也就是后来的智伯为继承人,而族人智果坚决反对,认为:“瑶之贤于人者五,其不逮者一也。美髯长大则贤,射御足力则贤,伎艺毕给则贤,巧文辩慧则贤,强毅果敢则贤;如是而其不仁。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,其谁能待之?”但是智宣子不听劝告,执意立智伯为继承人,果不其然,不仁德的智伯最终导致智氏一族覆灭。而司马光将智伯身死族灭的悲剧归结为“智伯之亡也,才胜德也”,由此引发了司马光对于才与德辩证关系论述的一篇史论,也就是著名的《才德论》。

  “才者,德之资也;德者,才之帅也”是《才德论》中关于用人导向最核心的观点。司马光认为一个人的“才”是没有指向性的,“德”才是把控方向的,因此有“君子挟才以为善,小人挟才以为恶。挟才以为善者,善无不至矣;挟才以为恶者,恶亦无不至矣”这样的千古名句。同时《资治通鉴》中把人才分为圣人、君子、小人、愚人四种,并认为“凡取人之术,苟不得圣人、君子而与之,与其得小人,不若得愚人”,无才无德的愚人作恶如乳狗扑人,但有才无德的小人作恶,会如虎添翼,危害更甚。

  用人如器各取所长

  《资治通鉴》对于唐太宗的评价非常之高,称其为“千古一帝”,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用人策略。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记载了唐太宗令大臣封德彝举贤的故事,“上令封德彝举贤,久无所举。上诘之,对曰:‘非不尽心,但于今未有奇才耳!’上曰:‘君子用人如器,各取所长。古之致治者,其借才于异代乎?正患己不能知,安可诬一世之人!’德彝惭而退。”大臣封德彝的意思是自己兢兢业业寻觅良久,但并未发现才能出众的奇才,而唐太宗则认为人才使用的关键在于知人识人,各取所长。

  《资治通鉴·周纪》记载子思荐苟变的故事同样阐明扬长避短的用人原则。苟变是大将之材,卫慎公却因其在征税时吃了老百姓两个鸡蛋而弃用他。子思不以为然,认为“夫圣人之官人也,犹匠之用木也,取其所长,弃其所短;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,良工不弃。今君处战国之世,选爪牙之士,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,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!”所以说“明主之任人,如巧匠之制木”,木材有长短曲直之分,但是直的可以做车辕,弯的可以做车轮;长的可以做栋梁,短的可以做拱角,无论长短曲直皆有用处。人才同样各有特点,或果敢、或谨慎、或活络、或踏实,取其所长,兼而用之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效用,“故良匠无弃材,明主无弃士”。(赵瑜瑜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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